古代斯巴达的全国就是一座大军营，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是军人，对内镇压奴隶，对外扩张掠夺。斯巴达的全部教育就是为培养这种军人服务的，这种教育目的的现实政治功利性十分显明。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功利性也很强，且偏重于为现实政权服务，即为实现社会政治思想，培养一定规格的治术人才。换言之，中国古代教育的总目的就是造就“修己治人”的君子、圣人、统治者，其核心是“明人伦”，即是说“尊德性而道问学”。《学记》将这一目的任务具体阐述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后来韩愈的“文以载道”以及柳宗元强调的“文以明道”则是更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教学目的任务。当然，我们从古代雅典的教育中倒也看出一些不同于此的情形。雅典的教育是培养忠于祖国的好公民，而这个“好公民”不仅要能为祖国英勇作战，而且应该有健美的身体，高度的文化修养，多方面的兴趣，发达的智力，高度的审美情趣和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还要有关心国家大事、节制、正直等美德，也就是说，雅典的公民应该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看来，古代雅典的教育是顾及到了人自身的发展了，所以，也就更全面些。而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的教育目的的主张就更使那种“显明的功利色彩”淡化了许多。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之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和谐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认为教育可以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也就使教育真正面向了人自身，着眼于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成长。
    古代雅典人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教师教儿童演奏六弦琴，并把所教的优美诗歌谱上曲子让儿童歌唱和弹奏。雅典人认为，音乐能塑造、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用优美的韵律来滋润孩子的心田，可以使他们心灵纯洁，举止文雅；音乐可以使人生活和谐、幸福。这些看法，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只是孔子的认识要更加意识形态化，如孔子曾评论过《诗》(《诗经》的诗当时是可以唱的，是一种歌谣)，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也很重视音乐，教学内容“六艺”中就有“乐”。孔子讲学时，学生是可以在一旁演奏音乐的，《论语•先进篇》就记载过当孔子问询弟子们志向时，曾皙便“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古希腊的教育家苏格拉底注重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这些研究主张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更注重“人和人关系的协调的”，教育是为“伦理”服务，这方面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些。《论语》里第一句就讲：“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了三个意思：学习和思考；广交朋友；不与人争。综合起来，说的都是人对人的问题。孟子更明确地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所谓明人伦，就是教育人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各种关系，掌握好社会生活的准则。《大学》将教育目的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明人伦，指修己；“亲民”即对老百姓进行教化；“止于至善”就是使整个社会都能按照社会生活准则运转，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宋代的朱熹更提出“致知格物”，“格物”，主要是履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致知”就是通过格物、穷理，对天下事物都有透彻的了解。在将教育侧重于伦理方面，中国古代较之西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导致中国人文畸形发展，“技艺”滞缓，而在近代落伍的因素之一。另外，过分偏倚伦理，一方面自然促成了文明教化，另一面，遂使“治术”发达，中国的人治传统源远流长，怕与此不无关系。
    苏格拉底还主张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中国古代是更着重于德育的。孔子讲德治，孟子讲仁政，荀子讲礼治，共同之处都是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韩愈也积极提倡把“学所以为道”与“卫道”的政治主张紧密联系起来。朱熹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更明确地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之首位。顾炎武也指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可见，中国自古注重“以德治国”。这也可以说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苏格拉底在教学中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先向学生提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孔子也是喜欢这种问答的形式进行教学。只是孔子在问答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学生的“自悟”、“自省”，另一方面也常常不失时机地正面阐述，表白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主张。如在《侍座》篇中可以见出一个循循善诱的师者，而在《季氏将伐颛臾》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和弟子经过一番问答后，一番治国安邦的主张脱口而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在谈到苏格拉底时，自然联想到他的死。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告为“不敬神”，经过苏格拉底不服申辩后，法庭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判处苏拉格底死刑。友人劝他逃跑，但被他拒绝。理由是：判决虽然违背事实，但这是合法法庭的判决，必须服从。所以，苏格拉底安然服毒而死。苏格拉底的行为作为一种典范，说明法律在西方人心目中毋庸置疑的至上地位，为了维护法律，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说，法治信念是西方社会的特征，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信念则是道德，与苏格拉底几乎同时代的我国孟子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以忠义孝节为基础的“孔孟之道”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体系。这个体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就象西方社会治律至上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是至上的，中国人对道德的追求也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正因为视道德重于生命，中国古代才有那么多、不胜枚举的感天地、泣鬼神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事。社会文明中法治信念和道德信念的不同价值取向也自然影响到教育目的、内容、方式上的相异。在当今世界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任何民族既不应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也不应放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主张对儿童的体育训练应该适度，因为过度的训练和不足的训练都会损坏儿童的健康，因此他反对斯巴达式的操作，主张“在体育训练中应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兽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亚氏的这种说法很有理性，联系到有些体育训练中那种不讲科学，一味蛮干，超量运动，透支体能的错误做法，亚里士多德的话犹未过时。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觉，这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例如在莽撞与怯懦之间有勇敢，在吝啬与浪费之间有慷慨。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和中国的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有所不同的，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不是指品德、品质，而是指对待事物的态度，“中庸”就是“用中”。“中”并不是中间的意思，而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行事，寻求对立的连结点以求对立双方的平衡。另外，孔子为了避免事物向“过”和“不及”这两极发展，又对各种事物作了范围规定或提出告诫。
比如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如不好好学习，这些德行如仁就会变成愚蠢，聪明会变成放荡，诚实会变成祸害，直率会变成尖刻，勇敢会变成作乱，刚强会变成狂妄。看来，孔夫子要比亚里士多德在“中庸”方面更深刻些。孔子不光看明了“中”，且把“教育”介入其中作为实现的手段。
    古罗马的教育家昆体良针对当时不良的家庭教育特别是上流社会不良的家庭教育指出：父母和家庭的道德败坏、恶劣的榜样，无原则的纵容宠爱，在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毁掉了他们的前程。这里昆体良讲到了“身教”的重要性。这方面，孔子的一些主张是更为明确而精辟的，象孔子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欧洲从14世纪至16世纪是为文艺复兴时期，彼时教育倡导“人文”，主张以“人”为中心，强调身心的全面发展，德智体并重，强调尊重儿童的人格，发展儿童的个性等等。对照彼时的东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更加非理性，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日趋明显，学校教育一变而为应试教育，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围绕科举考试进行，学校丧失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当时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滋润下，产生了一大批“在思维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恩格斯语)而当时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不注重研究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轻视实践，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至此，江河日下，中国被西方远远地抛下了。
    近代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教育要适应自然。在他看来，世上万物都有一种秩序，即规律，教育必须适应自然规律，“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是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措鉴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这类似于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出的“循序渐进”原则。《学记》就指出“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孔子就是“循循然善诱人”的表率。朱熹亦指出：“读书之法，当秩序而有常”。相比夸美纽斯，中国古代的“秩序”更在于具体的“教法”和“学法”，而夸氏则是从教育现象这一宏观层面提出的。
    洛克是17世纪英国的教育家，他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心灵如同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和观念；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后天得来的，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所以他以为人的发展是由教育决定的，而不是由先天的遗传决定的。这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先哲。孟子有“性善”的主张，认为人生来就有“良知”、“良能”等先天善性，这些善性能否存养得住关健在于教育，只要加强教育，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他认为人天生来的本性都是恶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改造人的本性，只要努力学习，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如此看来，中外先哲们最
终都在“教育”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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