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去世于大约前90年。
    这是什么时期？公元前1世纪。
    虽然西方的羊皮纸似乎的确是前二世纪的发明,不过不能肯定是否是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大部分西方文献应该是写在埃及的草纸上面的。
    而司马迁的52万字的史记却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竹简上的。
    就在司马迁去世35年后，罗马大将凯撒攻入英格兰，他说：“我来，我见，我征服。”此语用在司马迁的身上也确当:他似乎是注定要在那个时侯来为我华夏谱就一曲千年不辍的传唱史诗。
    ——关于李陵事件和宫刑。
    李陵无论怎样，是投降了匈奴，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做了叛徒，大节有亏之人。要想到司马迁能为这样的人辩护，着实需要勇气，这显示的是其人格的纯粹和人性的鲜润。在中国，惯常见的是诸如见死不救、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划清界限、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所以鲁迅有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所以，在世人皆曰杀的当儿，司马迁竟为之申辩，除却勇毅之外就是在他的血液中流动着一种国人身上稀缺的资质——人性的美德，包括善良、宽容、尊重、呵护——以致可以不顾念自己的安危荣辱。
    再说宫刑。司马迁接受宫刑，是一种艰难的抉择。后人于此只有感激的份，否则，史传文学无从确立，华夏民族之凝成、文明之延宕，似就成另般模样。
    其实在尊严和使命之间永远都是一种两难。
    比如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所创作的《伽利略传》中的伽利略：他发现哥白尼的理论是对的，但和教会相忤，于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处罚。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究竟是坚持真理，还是要保住生命。也许我们非常希望他坚持真理，被火烧死。但是伽利略却忏悔了。他的忏悔使得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很难过，我们的大师也忏悔了！后来他又被流放在北方的一个森林里边，没有人去理他，怕事的人不去理他，原来的朋友也不去理他。因为在朋友们看来，他是一个变节分子。但是，就在寂寞当中，他又写出了一本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著作传到他的学生手里，学生就困惑了。他当初到底是该不该忏悔？如果不忏悔的话，他肯定死了，死了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作品了；如果忏悔的话，他尽管有了作品，但是对于科学家的人格和气节来说，总是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线更好，还是直线更好呢？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接受宫刑，继而写作《史记》，自然是走得一条曲线。
    也许正是因为众多的“两难”，历史才显得格外生动而有韵致。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纪传体，这三个字分量很重。
    历史是什么？怕也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说，“历史是人活动的总和”；有人说，“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活动”也罢，“事”也罢，这是“见物不见人”的思维。如果说成——历史是活动过的人——这就不一样了。司马迁，是第一个把历史看做“人的历史”的人，所以才把3000年的历史写成众多的人物传记。在他的笔下只有人，一个个鲜活的人，而没有其他，一切归依于人、顺从于人、指向于人。
    要知道，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人，但我们很长时间很多时候却未必重视人。
    话剧《冰糖葫芦》里老医生问那位老领导：为什么当初卡着不让调动，逼得自己放弃了自己学了5年的眼科专业？而老领导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过去，太考虑政策了，没多想人。
    人的主体地位第一次在司马迁的笔下被确立，并主导了此后所有时代的史传文学。
    ——《史记》分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五大部分。
    司马迁为后世修史开创了一种体例，有开创性，前瞻、独到、高蹈。汉武时期，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完全丧失想象和建构的活力，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风气，余韵流及，直到司马。《史记》体例的确立就是佐证。但正如恩格斯评价但丁的那句“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期的第一位诗人”一样，司马迁是诸子之后“最后一位思想解放者”，也是封建时代大幕开启后的第一位范式的“确立者”。
    ——《史记》记载的是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初年长达3000年的历史。
    这了不得。正是因为有了史记，中华民族的的历史才象一条长河，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亘古如斯，不舍昼夜，并流向未来。文明没有断绝，历史一直存续。这是司马迁和《史记》的功劳。
    ——《史记》创作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穷究宇宙天地和人生人类之间的关系。西方有三个伟大的犹太人：爱因斯坦，揭示了宇宙的奥秘；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的奥秘；弗洛伊德，揭示了心灵的奥秘。而2000年前的司马迁竟在自己动笔的那一刻就有如此深邃的思维触角，直面彼岸，思索天人。
    通古今之变，沟通从古至今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曾听到一位教数学的老师置疑：历史的东西，都过去了，有必要学那么多吗？其实，他也许不知道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成一家之言。《左传》讲“三立”，其中之“立言”，深深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但真正象司马迁那样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却少之又少。
    ——鲁迅对《史记》的一句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确为不刊之论。
    何谓“绝唱”？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开启先例，树立榜样，一直影响至今。建立起史学独立地位，使史学一门，为四部之一。
    何谓“离骚”？《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称其文字生动，笔力洗炼，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说《史记》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武库”“ 土壤”亦不为过。
    ——《史记》是“发愤之作”。
    《史记》是司马迁的幽愤之作。
    培根说：“奇迹多在厄运中出现。”
    杜甫也有两句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千古宏文伟著，很多是作者在困窘失意中完成的，似乎文章的成就，与命运的显达恰好成反比。
    司马迁那段对历史回顾的话，可说是“文章憎命达”的最好注脚：“昔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他一连举了八个例子，从周文王到韩非，没有一个不是命苦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厄运中著书立说，成为大家的。再说国外，高尔基当学徒、更夫、码头工、铁路工人的苦难生活，为他完成《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准备了最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巴尔札克在债台高筑、生活飘零中完成脍炙人口的《人间喜剧》……这类人所共知的例子，不胜枚举。
    要说的是：这是否是一切伟大作品的悲剧宿命？是历史必然，还是历史本身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