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海的夜风吹刮无休，每一阵喧涛之后都使岸边的岩石留下道道波痕。一名长老正在检视新生婴儿：健壮者交还父母养之，虚弱者弃置荒野，任其冻馁而死。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军人，从小接受军事技能的培养。古代斯巴达的全国就是一座大军营，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是军人，对内镇压奴隶，对外扩张掠夺。斯巴达的全部教育就是为培养这种军人服务的。教育的功利色彩简单而显明。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功利也即为现实政权服务，为实现社会政治思想，培养一定规格的治术之才。换言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造就“修己治人”的君子、圣人、统治者，其核心是“明人伦”，即是说“尊德性而道问学”。《学记》将这一目的具体阐述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后来韩愈的“文以载道”以及柳宗元强调的“文以明道”则是更进一步将此明确。当然，中外于之也有细微差异：雅典的教育是培养忠于祖国的好公民，而这个“好公民”不仅要能为祖国英勇作战，而且应该有健美的身体，高度的文化修养，多方面的兴趣，发达的智力，高度的审美情趣和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还要有关心国家大事、节制、正直等美德，也就是说，雅典的公民应该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而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的教育目的的主张就更使“显明的功利色彩”淡化了一些。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和谐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如是纵观，无论具体内容怎样，功利的直接使教育淡化了神圣，规避了精神，给受教育者一个不可明知的期许，而实际的现实诱惑横亘在眼前，冥冥之中有一种期待，怀有着宗教似的等待，而那“多戈”是否真能到来？未为可知。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认为教育可以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使教育真正面向了人自身，着眼于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成长。九曲回肠，终归沧海。
    古代雅典的初等学校有两种：音乐学校和体操学校。这种专业学校的设立在中外教育史上较早的，相对中国，较早注意到了技术教育。
    古代雅典人亦非常重视音乐教育。教师教儿童演奏六弦琴，并把所教的优美诗歌谱上曲子让儿童歌唱和弹奏。雅典人认为，音乐能塑造、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用优美的韵律来滋润孩子的心田，可以使他们心灵纯洁，举止文雅；音乐可以使人生活和谐、幸福。这些看法，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只是孔子的认识更加意识形态化，如孔子曾评论过《诗》（《诗经》的诗当时是可以唱的，是一种歌谣），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也很重视音乐，教学内容“六艺”中就有“乐”。孔子讲学时，学生是可以在一旁演奏音乐的，《论语?先进篇》就记载过当孔子询问弟子们志向时，曾皙便“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未完待续）